笠场大学毕业之后，我顺利申请到剑桥大学的研究生项目，我研究生时候的成绩还可以，总算是顺利在剑桥读完博士；之后，我还留在剑桥任教四年，最后才回到笠场大学担任副教授。
我当时在笠场大学跟着一位姓宫下的女性教授，她是整个经济学院少有的女性，私底下成天宣扬男女平等；实际上，她的言论主要集中于抨击男性，不停地倾诉各种她认为的歧视行为，宣传什么女性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...总之，我与她共处一室时感觉非常不好，气氛从来就没有舒畅过，其他男性同事也有类似看法。
学术上，她认为日本应该致力关闭缺口，比如贫富差距；我对此不同意，假设一个国家拥有1万亿资金，且这笔资金被用于改善公平或者效率，越多资金投入改善公平分配，经济增长能获得的资金就会相应减少，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将会变得更慢。
反之，更多资金投入经济增长，收入最高和收入最低的群体都将会享有更高的收入，所有人的状况都将变好，代价就是两个群体之间更大的收入差距，也就是所谓的收入不平等，因为收入最高的群体通常有更快的收入增长；在我看来，这一代价是可以接受的得失交换。
依照宫下教授的观点，她愿意牺牲经济增长来换取更平等的收入，她宁愿看到所有人都更贫穷，她不愿意见到有人得到更多；我虽然从未公开反驳那位教授，对方跟我相处一段时间，她也差不多摸清我的学术立场。
对于学术上的分歧，宫下教授懒得与我争论，不过，她私底下给我起个外号：财阀的走狗。
话虽然不好听，但是，客观来讲，我的观点确实更加有利高收入群体，哪怕，我无意代表高收入群体的利益。
总之，我与宫下教授关系处得不好，我与她也没能达成学术上的求同存异，她不仅私底下没给我好脸色，公开场合也多次点名批评我；某一次的讲座中，她甚至在两百名学生面前取笑我：中田没有认真读书，你们不要学他。
一年后，我果断接受一桥大学的邀请，跳槽到那里继续担任副教授，我这也大概也能算是升职，国立一桥大学与私立笠场大学，两所大学的副教授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
一桥大学位于日本东京，专攻社会科学的小型大学，每年只会招收一千多名学生，师生比大概维持在一比十，我在那里任教算是适应良好，教学任务十分轻松；并且，因为本身属于国立大学，财务预算可谓十分宽裕，我作为副教授都能拥有一个独立办公室，在笠场大学的时候，我还要跟两个讲师与四个研究员一起分享办公区域。
我之后顺利升职为教授，我在一桥大学一直干到退休，数算日子，我在一桥大学工作三十多年，任教与研究，差不多就能概括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。
我上课真就是按部就班、到点走人，哪怕之后没有其他安排，学生有事基本都是给我发邮件，或者预约我的会面时间。
然而，学生好像还挺喜欢我，我经常从学生那里得到的正面反馈，每个学期末都会有校内问卷调查，我还曾经拿过本校的教学卓越奖。
我退休前几年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那理由简直令人哭笑不得，总结一下就是：学生眼中，不点名的老师就是好老师，不挂科的老师更是好老师。
我大概是在剑桥的时候沾染一、两个坏习惯，三一学院整体氛围还是很自由，一个本科生的上课时间永远少于每周20小时，教职的工作时间同理，真就完美遵循英国学校的教育哲学：提供一个令天才脱颖而出的环境；换言之，自由放任的教育方针，好听一点的说法就是学风自由。
我的课堂从来不点名，我不想浪费那个时间，来上课的学生会来上课，不来上课的学生不会来上课，反正大学一直都有挺清晰的录像设备，学生登陆账号就能看到教学录像，有疑惑就发邮件问我。
我习惯在考试中留几道主观题，这样比较容易放过那些在及格线蹦跶的学生，最后算总分还是挂科的学生...我也就只好布置一篇论文：反思自己在这门课中学到什么；这就是走个过场，学生随便交给我什么反思，我都会给他们及格，更高的分数就别想。
所以，无意之中，我好像就变成学生眼中的好老师...原因大概就是大家所说的：学风自由。
我每学期教2-3门课，每年面对200到400名学生，我其实记不住大部分学生的名字，我也很不喜欢高强度的师生互动，我更喜欢坐在办公室里进行研究；我的研究设备只有一台电脑和纸笔，我不需要有更多设备，基于这点，我应该算是十分节俭。
做研究要趁早，四十岁以后，我明显感觉失去创新能力，我那时也已经升为教授，我享有大量学术自由，我选择转变研究领域，从经济建模转去研究经济思想史，成天埋首故纸堆，整理前人的思想与观点，亚当·斯密、大卫·李嘉图、托马斯·马尔萨斯...这些人的原著，我或多或少都有拜读。 ', ' '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