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' 我有时感觉自己的前半生是应用数学家，后半生变成哲学家，基于研究领域本身的特点。
经济建模一半是统计学、一半是数学，成天面对的就是统计数据与微分符号；经济思想史从内容到研究方法都像是哲学或者历史学，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中被归类为经济思想的观念，研究过程中大量引用某个已故名人的原话，大致就是分析与澄清历史上某人曾经提出过的经济思想与观点，为了研究方便归类一组观点接近的思想家为学派。
我大概算是理论家中的理论家，论文发表算是挺多，引用数也还过得去，工作时间都花在任教与研究；我有意回避社会服务，银行、企业和政府的咨询工作，我一律统统推辞，次数一多，那些机构也都不来找我，我乐得清静。
作为代价，我在公众那里一直都没名气，远远比不上一些几乎成为电视台常客的同僚，应用方向的同僚可能更在乎公共影响力，理论方向的...我倒是真无所谓，其他同僚说不好。
大学教职，最苦最累的其实是指导论文，指导论文经常要言不由衷地夸奖学生的构想，心里头其实不以为意，面上还要假装很欣赏，最后，小心地以一种保护年轻人自尊的方式，给予对方，嗯，建设性反馈。
相比之下，我最早带的那批学生可真是省心，毕竟是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。
我在剑桥时其实就已经开始带博士生，原则上，剑桥大学的讲师可以指导博士论文，实践上，最终还是取决于有没有学生申请讲师作为导师；我当时还真就有三个博士生，我对那三人也是印象深刻，大概所有老师都会记得第一批带过的学生。
那三人中，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性、她后来留在英国服务财政部，她还有与我保持联系；一位来自印度的男性，他后来去喜马拉雅山修炼，他没有再联系过我；最后一个是位英国本地的男性，他后来被芝加哥大学请去当教授，他有时还会跟我合作一两个项目。
去美国的那个学生后来拿到约翰·贝茨·克拉克奖，我们都知道这位早晚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，我没想到的是...
人生际遇就是这么奇怪，退休前几年，带过的博士生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，人们在维基百科上一查那人的简历，母校名称下面就是博士导师，那一行自然就是我的名字。
结果，莫名其妙，我一下子被好事者挖出来贴在网上，不大不小地出名一波，话题越闹越大，我最后居然也成为报纸头条，标题大概就是：“日本教授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”、“震惊，诺贝尔奖得主的导师居然是他”
如水会那帮闲不住的“社会活动家”，他们发觉其中的机会，这些一桥大学的校友凑在一起，企业家、政治家、政府官僚，大家借着这股势头发动关系网，竟然也给我弄个文化勋章。
我家祖上八代全是农民，子孙后代得以面见天皇与首相，我真希望裕美与中田先生能够亲眼见证我的授勋式，可惜...总之，从此以后，一桥大学的荣誉墙上又多一个名字，我也算是满载荣光地退休。
退休的时候，看在文化勋章的份上，大学授予一个没有义务与责任的名誉教授头衔，名义上还是挂靠大学，实际上已经断开联系：
没有办公场所、没有教学工作，一桥大学与我已经没有关系。
国立大学的位置实在是僧多粥少，一般不会进行返聘；我也不想再折腾去哪所私立大学，多干五年也没意义...所以，老兵当退，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彻底结束。
职业生涯算是非常成功，感情方面就没那么顺利，我前后有过四段感情经历，没有一个人与我踏入过婚姻殿堂，我在分手时得到的评价，总结一番大概就是：好人、难以相处、没有情调。
最后一任女友名叫萤，她是相亲时认识的银行职员，她跟我交往近一年，同居半年，最终也是离我而去；萤离开时的话语实在是令人难忘：中田你已经与书籍结婚，我插不进你与书籍之间，我觉得自己很多余。
因此，那年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关注过感情方面，退休之后发现自己既没有伴侣也没有儿女，当真就是无缘社会的一个典型案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