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奕看着她，心里生出一股异样的情绪。
“听说是在工地上做活的时候掉了下来，摔死了。”身后有人说，“脑浆子都流了一地。”
“工地上啊，那应该赔了不少钱吧？”
“嗐呀。”
一提这个，说话的老太太就摆摆手。她压低声音，凑到那人耳边，但说话声还是低低地传进了沈奕耳朵里，“哪儿啊，工地上千叮咛万嘱咐，做好措施。老江嫌麻烦，自己没戴安全帽，也没扣好腰带。结果脚一滑，就摔死了。”
“但凡扣好腰带戴好帽子，就不至于。”
“我听我老头说，工地说老江自己也有责任，没赔很多……”
“我天哪，那桂兰怎么办？”另一个老太太说，“家里还有三个孩子，她一个姑娘家家的，以后要出去抛头露面地找活干？”
“这就不清楚了。”
话落，两个老太太一转头，才看见沈奕在盯着他们这边看。
俩人闭了嘴，没再说什么，一同转身，往远处走去。
沈奕扭回头来，被两个老太太刚才的对话弄得心里十分不适——一个姑娘，为什么不能出去工作？
又不是靠下面那根棍才能干活。
虽然话有点糙，但沈奕的确这么想。
沈奕望向黑白的遗像。那上面，黝黑的男人撇着嘴，一脸愁苦，似乎还有千言万语要说，但已经都说不出口。
女人还在他身边哭。
一些记忆涌进脑海里。
沈奕——江奕想起来了。
身边的女人叫李桂兰，是他妈。
遗像上的男人叫江建军，是他爸。
他家里三个孩子，江奕排老大，今年才十二岁。
底下的妹妹才八岁，老三还没满岁。
李桂兰平时在一家超市帮着干工，江建军在一家工地上搬砖砌墙，晚上还找了几份零工干。一大家子就这么靠着几份工作糊口，挤在一幢又小又矮又挤人的筒子楼里。
老江死了，前几天死在工地上。自己作死，没扣安全腰带就在高层砌墙，也没戴帽子，滑了一脚，摔死了。
今儿是老江的葬礼。
家里的顶梁柱死了，李桂兰哭得声嘶力竭。
江奕坐在她身边，望着后头的黑白遗像，却一滴眼泪都没流。
他心里一片麻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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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落月升，江奕披麻戴孝地在棺材前守了一夜。
天亮时，他脱下了身上守夜的衣服。
老江的棺材被抬走了，一群壮丁一铲子一铲子地把他埋进土里，立了墓碑。
江奕亲眼看着他爹变成了土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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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走老爹，江奕跟着李桂兰回了筒子楼。筒子楼是一幢厂房似的四层高楼，走廊两侧通风，所以被人叫成筒子楼。
一条走廊两侧估摸着有三十几间房，人像蚂蚁一样在这里蜗居。
走上二楼，小小的江奕侧了几次身，和下楼去上工的人擦肩而过。走廊里没窗户，蔓延着洗衣精的香腻味道和厕所的臭味儿。
把钥匙插进生锈的门锁里转了两圈，锁开了。
李桂兰拉开吱呀呀的门，在门边拽了两下灯线。家里的灯忽闪两下，亮了。
外头已经破晓，但天还不太亮。筒子楼里，他们家又是背阴的地方，还是得开灯。
一片昏黄的灯光里，李桂兰走进了门。江奕跟在她后面，把门关上，挂上了锁。
他转头一看墙上，墙上的老旧单日日历已经撕没了一半。
1974年9月12日。
江奕走进门里，一脸淡然。
“哥。”
江奕转过头。这是间不大的屋子，总共就里外两间屋子。一个小姑娘穿着一看就很塑料的红色碎花裙子，打着哈欠从里面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