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重新讨论解决办法：
“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很可怕，很严肃，因为多年以来卡尔的家庭太保密了，这样的事一曝光，又有他亲生母亲背书，人们下意识就会觉得这又是一起公众人物形象垮塌的事，很容易相信和传播。如果那个记者是造谣的话，现在能起|诉吗？”
“起|诉也来不及了，他也不算造谣，事情都是真的，只是春秋笔法。
你看看，比如他说‘卡尔创立基金会，但她的妹妹在痛苦中挣扎时见不了他一面’‘卡尔照顾移|民家庭，抚养他长大的母亲却只能在孤独的疗养院里以泪洗面’‘他人生的第一辆车是父亲为了庆祝他进入拜仁送他的礼物，但有了无数奔驰可以驾驶时，卡尔还会记得带着父爱的陈旧钢铁吗’——这也不能算造谣，但读者看了什么感觉？”
“那怎么办？卡尔自己能不能出面回应，讲述一下过去发生的事？他自己解释一下为什么和家里人关系这么糟。”
本人如果能坐到镜头前，流着眼泪，细细讲述自己的人生创伤，为自己辩解清楚的话，当然是最好的。
这会让群众感觉自己成了被尊重的大判官。尽管有些人会竭力想找到新罪证，但也会有很多人会试图替视频里的人证明他的清白，把姿态放低总是没有坏处。
球迷们有时是真的信球星吗？只是需要公众人物摆出一套说辞来，让他们能心安理得地继续支持罢了。
乌尔里克原本急着找卡尔也是知道想平安度过这一关，恐怕少不了他的公开回应。
但她现在坐在宽大的转椅里看身边人口水横飞激烈讨论，忽然在这一刻放纵自己共情了卡尔的痛苦和厌烦。
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在聚光灯下流泪和收获同情与感动，不是所有人都想被当成一个故事里的主角，在纪录片浓墨背景前被灯光打亮自己的脸和眼睛，让自己的故事被别人含在嘴里像甘蔗一样吸吮出看八卦的香甜。
乌尔里克此刻也好厌恶工作，她有时觉得自己在因为心软和试图保留底线被惩罚——如果是她先拿卡尔的家庭来宣传，现在情况早就两级反转，还轮得到对手做这种下三滥的文章。
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人才配得上赢吗？不愿意的人就是软弱吗，活该被泼脏水，活该输，最后活该被羞辱吗？
但她很快再次冷静下来，不想让自己沉浸到失败主义的赌气里。不管这个事会如何影响金球奖的结果，她现在都得尽快替卡尔做好舆情处理，这是她身为经纪人的职责。
也许是最近公关的事太多了，一会儿是在法国大战媒体，一会儿是街头和老友吵架，对处理舆论本身乌尔里克思路快到都快条件反射了，坐这儿听这些人半天扯不出一个好点子的功夫，她一边监督他们，一边和公关团队发了八百条短信。 ', ' '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