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好的一家人。
蒋旭死得七零八落。她们活得富有完整。
直观点说，蒋旭死得好冤。真的好冤。
但谁在意？谁会为他伸冤？
他的亲友和气地款待了富人，等着瓜分赔偿金；而他的女儿——
如果是以前，她会站在原地大拍巴掌，为此欢呼为此喝彩。
可这个时候，她已经连喜悦这种情绪都没有了。
只剩麻木。
先是妈跑了，再是没了爸，我的去留成了很大一个问题。
在这场葬礼之前，我还面临了几个亲戚的关心和安慰。
这些选择性装聋作哑的大人，以己度人地以为，我在因为蒋旭的离开而伤心——就算蒋旭曾经打我、骂我，那又算什么呢？我是蒋旭的女儿。女儿就是该爱爸爸的。
哪怕爸爸的皮鞋跟踩在女儿的太阳穴上，手机砸中女儿的眉骨，泼过来的热汤顺着女儿的头发往下流。
女儿也是该爱爸爸的。
“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你爸”“你爸还是爱你的，只是不善于表达”“子女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他打你是为你好啊，伤在你身痛在他心”“你妈跑了，你爸一个人拉扯你多不容易”……
在我还不是一具空壳的时候，这些话总是萦绕在我耳边。嗡嗡嗡嗡嗡。
……够了！
所以，在她们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个失去双亲的可怜孩子，并且是个面容姣好的女孩子。
我知道她们打的什么算盘——养到十八岁，如果找到个不错的人家，或许能收获一大笔彩礼费，而她们只需要添置一副碗筷而已。
还附赠一笔赔偿金。
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她们为此短暂争论了一下抚养权。
只是，当她们在葬礼上，发现我一滴泪都没有掉过时，她们像约好了似的，同时取消了收养我的打算。
于是我被送去了福利院。
后来我对这次遭遇进行了一番复盘：
在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里，父亲和母亲一样，都是一个人最亲密的人。
而同样在这个道德伦理体系中，一个人最亲密的人死去了，她的反应并不应该是面无表情，而应该是痛哭流涕仿佛要跟着那人一起死去。
这样才符合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。
也才能被这个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。
这样以来，才能够成为这些人眼中的“正常人”，获得他们的喜欢、怜爱、疼惜、尊重……总归都是些利好的情绪。
反之，就会成为他们眼中的“异类”，获得他们的鄙夷、害怕、排斥……等等不利的情绪。
我毕竟还是需要继续活着，活着就难免要融入这个社会，成为一个被社会接受的“正常人”。
所以，我虽然没有了情绪，但我必须装出有情绪的样子，并且这些情绪必须符合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——
在朋友找我倒苦水的时候我应该面露怜悯，在老师出糗的时候我应该和同学们一起大笑，在考试成绩不理想的时候我应该伤神落泪。
在意识到该这样去做之后，我也确实做到了，成为了大多数人眼中的正常人，和他们一样有着情绪起伏的人。
上天收走了我的情绪，却放大了我对他人情绪的洞察能力，这让我在捕捉到他人情绪中浅层的部分之余，还能捕捉到那藏在表面下的、更为微妙的、隐晦的情绪。
这样一来，我便更加清楚，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，该做出什么样的情绪反应，才能符合这个人的期待。
这让我伪装得很好，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拆穿过。
利用伪装去迎合别人的情绪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我越来越长于这件事。
以至于后来我成功追到然然，也不得不说有这个特质的功劳。
在福利院的时候，也是利用这一点，我讨好了殷女士。
初见殷女士时，她银白的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穿着深灰色的羊绒大衣，袖口露出一截镯子，一看就是上等货。
她一来，一众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孩子就在她周围围成一圈。
福利院的孩子们多多少少都有点早熟，学会了一点与年龄不相符的察言观色。
从殷女士的穿着和气质看来，跟着她走之后的日子，不会太差。
殷女士没有弯堆笑，也没有伸手摸我们的头，只是安静地坐在小木凳上，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旧相册。
“我小时候也住在这里。”她翻开泛黄的旧相册，指尖停在一张照片上。
孩子们拥过去，围在她周围看着。
褪色的黑白照片里，扎着麻花辫的小女孩坐在同样的小木凳上，呆呆地看着镜头。
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——从过往的经验来看，大人们都喜欢外向的小孩。